杨绛《老王》细读

桐乡一中  沈坤林

王先霈教授在《散文的理趣》中说：“而今的读者，虽然讨厌别人居高临下的教训，却期望从文学里得到启迪、点拨，他们要在散文中寻求睿智。”

阅读杨绛先生的《老王》，让我们在质朴自然之中，感受人性的魅力，获得灵魂的洗涤。

初读《老王》，我们一般会注意到：老王是怎样一个人？杨绛先生是怎样写这个人的？

老王是一个不幸者。从生活处境来说，老王是“苦”的。他是一个单干户，是一个老光棍，还瞎了一只眼，住的地方极差：这些信息在开头的四小节中是容易筛选出来的，但在杨绛先生看似平淡而零碎的交代中，还有值得我们深入品味的地方。

解放了，穷人都组织起来了，他却没能进入“组织”或“单位”，这意味着没有集体的各种福利，没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劳保，他只能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他缺少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但老王并没有怪社会、怪政府，而是只怪自己“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这样一个老实、憨厚、善良而毫无怨言的形象便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同时，不得不令我们有所思考：老王“进不去了”，与我们读者自然没有一丝直接的关系，但让我们在同情老王的同时，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一个“光棍”而至“老”，且一只眼是瞎的，即使能拉到主顾本已苦不堪言，而“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太老实”的并不善的猜测，似乎更是在一大片创面上撒了一大把盐。但我们读不到一句老王的怨言，不是作者不写，而是根本没有什么可写。

你看，他住的地方极差，用“住那儿多年了”来答非所问地回答“那里是不是他的家”。细细口味，我们可以读出，老王虽然有这么一个栖身的窝，他没有“家”的感觉。多年住下来，可能有些无奈，但他没有怪谁。

我们或许会问：老王为什么不跟两个侄儿住在一起？两个侄儿不是可以照顾一下老王吗？

但老王自己说，两个侄儿“没出息”。

这“没出息”有怎样的情味？是两个侄儿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找到好工作或当上干部而“没出息”？显然不是。是两个侄儿经济状况也不好而没有能力帮助照顾老王而“没出息”？有一定可能。是两个侄儿对老王并不怎么孝顺而“没出息”?从全文看，可能性或许最大。老王说他们“没出息”，里面自然应该有些不满，或者更深入一层是因为这两个侄儿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而“没出息”的话，自然也应该有不屑与责怪。但是，这不满也好，责怪也好，从老王的嘴里这么不经意地说出来，可见老王并没有怪两个侄儿的味道。足见老王为人的老实与厚道。

正因为老实与厚道，老王这个既缺乏大家庭的温暖，又没有小家庭的关爱的卑微的人，在与杨绛先生一家的交往中，表现出极大的“善”。

老王对于杨绛一家的善举，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报恩，主要体现在三个生活片断上，即送冰块、送病人、送鸡蛋和香油，其实，我们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老王的善更是出自自然的人性。

只看送钱先生去医院这个片断中的一个细节：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放心。

这里，“哑着嗓子”，是故意地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到。在当代背景下，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为了顾及杨绛的面子，因为“没钱”是没面子的问题。其实，在文革中，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遭到批判，被停发了工资。在多少人不惜放弃人格陷害朋友、陷害同事、陷害帮助过自己的人的荒唐年代，不要说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像老王这样出自内心的帮助，就是一般的交往也会担心受到牵连，如避瘟神一样。曾有与杨绛先生住在一个院中的小姑娘，因为买了一捆葱拖不动，杨绛好心地想帮她，结果那小姑娘却怒目相对，断然拒绝，就因为小姑娘从父母那儿被告知杨绛是一个被批斗的“坏人”。在文革中，画家黄永玉一次被打得连背心上都沾满了血，遇到被批斗而勒令扫厕所的表叔沈从文，也只能擦肩而过，沈从文只是偷偷地说“要从容”，不敢有更多的交流，担心被指控为“反革命联盟”之类。杨绛先生说自己“不敢乘三轮”，并不是怕老王老了拉不动，并不是自己也坐三轮车就要多付钱，而是因为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怎么可以让一个劳动人民来拉呢？这不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嫌疑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这一细节，看“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们不只看到老王是因为要报恩，也不只是对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敬重，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不幸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而然的人性的光辉！

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节俭，要看他富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一下，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真正的爱心，也要看他自己处于不利的处境甚至不幸的时候。这样，老王的“善”，便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高大！

至此，我们对老王这个不幸者了深入的了解，问题是，在事隔二十来年后，杨绛先生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并且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呢？

按理，杨绛先生一家对老王的关心已经很不错了。“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照顾老王的生计，还平易近人地与他“说着闲话”，愿意倾听老王的诉说。杨绛一家自己也遭遇不幸，但女儿给老王吃“大瓶的鱼肝油”。人家对老王的诽谤，但杨绛先生说他“不幸”，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另外，“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他钱”，载客三轮取缔后，“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等等，都是对老王表达出一种出自内心的真诚的善意和关心。

那么，杨绛先生为什么还要“不安”，还要“愧怍”呢？

老王的故事是杨绛先生讲述的。她似乎坐在我们对面，与我们娓娓而语，平静之中，却有着一种反思与自责。

文章开头说“他蹬，我坐”，似乎是废话性的交代，实际上已有一丝自责的情味。老王的“家”在哪里，是早已知道的，老王病了，“我”却“不知是什么病”，“吃了不知什么药”，“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后来还托老李来传话，“我”为什么不上门去看看呢？在与老王的交往中，“我”是不是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居高临下的味道呢？

这样的自责，按常理是过于苛刻的。但从老王死了以后，杨绛先生记述与老李对话时，还是有似乎不经意的话语中可以读见：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没多问”，“我”为什么不多问问呢？为什么不早问问呢？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离开时，“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但“我”为什么不能主动上门去看一看呢？

当然，读到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那样似乎不过是一个有善心的老太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回忆往事时的些许歉疚罢了。

在《老王》的初稿中，结句“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中的“幸运的人”是“多吃多占的人”。

从形式上看，这样的改动，“幸运”与“不幸”更具一种对照，突出自己虽然在文革中遭遇到各种不幸，但相对老王来说，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毕竟自己活了下来，也过上了好日子。这样，本文就有了更多的反思和自我解剖意味。

再来看其为什么“不安”，为什么“愧怍”，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在对待老王的态度上，可能有一点下意识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在关心老王的生活方面，可能忽略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虽然自己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但事隔二十来年，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老王这样不幸的人们。

在那个时代，像“我”这样不幸的或者幸运一些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乃至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是否也该反思些什么呢？

这样来看，正如散文作家杨文丰所言：“散文之境界，全融赖深刻的思考出之。”这篇文章不是单纯地歌颂老王的善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学者的心灵漫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老太太的善良与善心，更是一位学者的非凡的勇气与良心。

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对人间的苦难充满同情和悲悯的！

这样，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品味这篇散文，我们就会发现，在杨先生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处处涌动着一种激情，一种思索！

当然，散文虽然大致可以说是“私人写作”性质的，但一个散文作品面世，总要对读者起到一种感发作用，它才有自己的生命力。当读者读到“一个多吃多占的人”的时候，指向的自然是作者，不太会想到这“多吃多占的人”也是自己，即使作者有这个意思，读者也不会是“欣然接受”的；但读到“幸运的人”的时候，只有是有良心的读者，也会在佩服杨绛先生非凡的智慧和自我解剖的勇气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读进去：自己不也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是啊，老王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相对不幸的人们，或者说还有弱势的群体，他们可能没有老王那么苦，也可能没有老王那样能发出充满人性的光辉，但是，我们平时可能更多地关注了“超女”们、成龙们、姚明们，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光环，我们这些幸运的人该为那么居于弱势的人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才不至于“愧怍”呢？ 同时，当我们行进在奔小康的路上，当我们为效率和效益高唱赞歌的时候，正义和良心也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杨绛的“愧怍”对于我们反思当今的社会状况，也是极其有益的，因为一个社会怎样对待处境最为不利的群体，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刘大魁《论文偶记》言：“文到高处，只是朴淡而意多。”细读《老王》，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