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7月30日《嘉兴日报》载《“日薪1斤包谷”怎堪义务教育之重》一文，作者毕舸（广东）。

读此，即想到今晨新闻里听到的，从2008年下半年新学期始，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也一律免收学杂费。

无端地想，现在教的是高三的学生，他们看到下面的文章会是怎么想的呢？假如把此文当作实用类文本放到语文阅读课堂上，让学生合作探究的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同日同版《嘉兴日报》还发有另两篇评论：一篇是《大学不能娱乐化》，另一篇是《公立医院与VIP 服务不相容》。

　　他既是教师，又是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他不仅要给学生上课，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13年来，李兹喜就这样一直在贵州罗甸县班仁乡油落小学当一名代课教师。而他的年薪仅仅是学生家长凑份子的365斤包谷，按当地每斤8毛钱的市场价计算，这份年薪还不到300元！

　　寥寥几句话，勾勒出一个乡村代课老师的凄凉背影，理想与现实在李兹喜身上两极分化：一方面，他从事的是教书育人、滋润下一代心灵的神圣职业，教书在李兹喜的灵魂深处早已成为一份不可替代的事业，点滴成功便足以换取他13年的含辛茹苦；另一方面，沉重的生存压力如影相随，并随时间流逝益发显得紧迫——父亲的“倒养”，妻子大病无钱治疗，李兹喜为人子、为人夫的家庭责任被搁置一旁。

 　　一个为教育殚精竭虑的好老师不应当如此艰难，李兹喜教师职业光明背后的灰点，无非拜“代课”二字所赐，而它又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制教育的现实。被称为教育大后方的乡村往往被抛离在公共教育供给的视野之外，而教师资源匮乏所催生的“代课老师”，只因身份特殊而无从享受一切正常待遇，心灵的芦苇在萧瑟的制度寒风中飘摇不定，能够有多少人坚持到底，实在是一个残酷的逼问。

　　当免费义务制教育的春雨于千呼万唤中降临，干枯的乡村大地升腾起希望的曙光，不少孩子及其家庭，因为免交城里人看似不多的学杂费，而逾越曾经遥不可及的教育之门，重返学堂沉浸于琅琅读书声中。但作为支撑乡村义务教育艰难前行的代课老师，却似乎依然被遗忘于制度的死角，苦等不来政策的阳光雨露。

　　义务教育的终极意义，不仅在于学费减免的经济学计算，更指向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归属、国家对义务教育投入长期欠债的逐步偿还，权利在更多城市及乡村低收入群体子女的“有书可读”中日渐清晰，公民权利的“加法”与政府卸责的“减法”同步进行，让免费义务教育的落地被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但是，义务教育的进步显然有所缺憾——免费义务教育暂时填平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受教育权鸿沟，却留存了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公民权益藩篱。事实上，不仅是乡村代课教师，城市中所谓在编教师与聘用教师、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之间所获得的社会保障、经济收入、社会名誉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教师之间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权利歧视，又往往与《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所倡导的宗旨相背离，与农村代课教师的现实境遇相比，纸上的权利还尘封在李兹喜们焦灼的渴望中。

　　年薪365斤包谷，日薪8毛钱，怎堪农村义务教育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