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浙江省桐乡第一中学 沈坤林

听奶奶说，周岁时，一个算命先生曾为我指过人生道路：读书或者做木匠。算命先生是聪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农家子弟不想双脚插在烂泥里，最理想的可能就是这了，但先生的聪明是用了“或者”，这就更有灵活性了。

上了小学，在奶奶眼里，便是一个读书人了。不知为什么，我是过了新年春天上的学，所以一上来并不是读“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启蒙课，在起点上就有点不如班上同学的意思。或许是应了算命先生的话，过了几个月我便跟上了，生字记得快，虽然不教拼音。背“五·二0声明”背得快，老师也很迁就我，允许我蹲在课桌下边玩泥边背，还叫别的同学向我学习。后来读到“西伯利亚的冷风，吹来了新沙皇的叫嚷”之类的诗句，自己还学着写过一首诗，可惜到高中毕业，似乎没有读到过一本“文学”的东西，唯一的读物是到后来才晓得叫《青春之歌》，看的时候没有封面，是放在课桌里从课桌盖上的一个破洞里往下看的，倒不是担心老师批评开小差，而是借我此书的同学再三叮嘱这样的书是不能明看的。

这样，高中毕业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时，我这个村上唯一的高中生与当年早已辍学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没有什么“读书人”的酸气或骄气，挑粪施肥不亦乐乎。这里把我当作读书人的奶奶早已谢世，谁也没有把我当作读书人看，除了偶尔能从大队部等什么地方弄来一张或半张《参考消息》之类，一般人拿回家“包菜籽”或作“坑边”（这里家里发的一种票子，我这样读书人不明其意，而不识字的母亲知道，凭这票可以买一样东西——到后来才知道这东西除了我们从小叫“糙纸”外还有一个文雅的词“卫生纸”），而我总是把揉皱的摊平，把扯碎的重新拼好，翻来覆去地可以看上半天——这时候，坐在田埂上“吃烟”休息十分钟的人们才似乎记起：我是一个读书人。

1977年下半年，上面说要考大学了，公社里初考，再到县里考。这时的我才发现自己的书并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可用的。所以连“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的名词解释也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落榜是自然的事。

又成为一个读书人，是此后一个再次高考。然而进师范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读书人。二十多岁才开始学拼音学普通话，口舌生疮也难以奏效。教师提到的作家作品如同天书。特别是文言文，除了读过《黔之驴》外，似乎还只有《西门豹治邺》，前者倒是学的原文，还能背，后者虽有原文，却只是由老师讲故事，一个“法家”的故事。师范里还没有统一教材，先生叫我们读《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鸿门宴》，说只要背出、翻译得出，文言的知识都在里面了，不必担心文言实词、虚词、活用、通借、句式作梗了。望着这位据说在村小里教了十多年书的复旦高材生一副认真、严谨的样子，没有骗我们的意思，我便花了十多天时间背出了《廉颇蔺相如列传》，接下来又边默边翻译，比起烈日炎炎之下割稻明明已经割了一大片抬头一看前面还是茫茫然感觉好多了。当背完《鸿门宴》时，照着老师的样子，连背边晃头晃脑地，有点板眼了，这时候居然又找到点读书人的感觉了。

读书人是离不开“写”的。虽然中学里写过“不要做小绵羊，要做小老虎”之类的东西，作为师范生，一般意义上的“作文”，却根本没有练过。有幸遇到两位恩师，或许是看我的写作太差太需要鼓励了，或许是无心插柳，对于我来说都一样。我作文的一句“我走在深巷似的机耕路上……”深得老师赞赏。当时农村的机耕路并不宽，也就是犁田用的手扶拖拉机能过去而已，两边的水杉树倒的确是特有的风景。另一位教师则说我的另一篇写自己实习时上第一堂课的心理运用了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弄得许多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

于是图书馆里凡能借到的托翁的作品，成了我真正读书的开始。读完他的书，又循着老师介绍的“批判现实主义”，转而读巴尔扎克。但或许是错过了读文学的最佳时期，或许是天资中最该做的是“木匠”，读过这些东西后，发觉自己也没什么多大变化。

不过，再回到乡下教书，虽然样样农活还会做，力气似乎也比原来大，虽然这时农村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更需要我帮忙，但在我自己却显然有点放不下书了。在乡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一个“书独头”。自己的同事，有的还是当年自己的老师，大多家在农村，过去是生产队，现在是包干到户了，放学后不再像过去那样打牌下棋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不到下午三点钟，早作鸟兽散了。

此后不久，我觉得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因为自己教的学生考试还可以，我调到了镇上的一所完中。刚进山门，自然更要“抓”得紧一些，一届初中毕业班教下来，成绩居然名列全县第一，平均分比第二名还多出七八分，于是又教毕业班，又是上优质课，参加教学大比武，又巡回演讲。

发现自己很久没有读书是女儿读四年级时，那时我是吓了一跳的。女儿拿来一本书，说这本书很好看，她的一位同学看过，那同学的父母看了也说好看，女儿一定要我看一下，这是一本关于天文方面的幻想类的书。后来女儿又捧过来一本《傲慢与偏见》，我这才发现，女儿不知什么时候也由学生变成了读书人了。现在她已读高三，还放不下《我已出发》《中国农民调查》。读着女儿读的书，多了一份读书人之间的交流。

在2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原来十来年居然只读课本与教参、作文选之类的东西，其他偶尔的阅读也显得很是功利，觉得甚是悲哀，教书匠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一个读书人。

当满足于自己的学生考了多少分的时候，是很难想到自己的底子还有多厚，这时候反思自己是很难的，因为许多人性的弱点总是难以克服，这时候最后的东西是学生送来谢师的礼物。刚考上浙江大学的张力同学给我送来了两本书：一本刘墉的《谈人生》，一本是《口号与中国》，还有一张软盘，上面有王朔的小说。这时候才发觉，张力以高分考上浙江大学，他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并不是在语文书上记下我讲的“分析”，并不是我曾经说过他的作文有点鲁迅的味道而其他所有的语文老师都不觉得他的作文有可取处，他的成功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由一个只知应试的学生成了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我与他，与学生能够更好交流，同学们能亲切地称呼我“坤哥”（虽然我的女儿也像他们那样大了），只因为我们都是读书人，其实，读书人总是不用加上“真正”两字的，是不是读书人，读书人一看便知道。

只知教书的我又要做读书人了，而读书自然要动情，动情就难免拿得起却放不下，于是自寻烦恼是常有的事。眼睛更近了，可以配眼镜，最烦人的是颈椎病，“睡一晚比做一天更累”的感觉只有读书人才有，没有枕头不行，枕头太高太低不行，太硬太软也不行。好在毕竟是个读书人，信“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不是读书人，但读书人懂得到书中找医生，不会信“一枕就灵”之类的广告。经过一番折腾，竟然从书中找到了颈椎病的克星原来是书，几番调试，发觉像钟敬文先生的《历史的公正》这么厚的书用来做枕头，症状居然渐渐消失，安然入睡。虽然对先生有些不敬，但当翻熟它而有所得时，这书还居然能给身心带来想不到的好处，总比放在漂亮的书橱时作装饰好得远。

读书人自寻烦恼则多的是“写”，而“写”比“读”又难多了，像鲁迅先生这样的读书人“写不出不要硬写”的境界，一般的读书人是难以企及的。于是一些在“读书人”边缘“漂”的人便其打牌了，而功利可以让人去“写”，那就更痛苦了。

这向年写了一些东西，发表的，获奖的，加起来近百篇，大多是挤出来的，看到我坐在被窝里冥思苦想，忙了一天功课的女儿总是关心地问“孵出来没有”，我常常苦恼地摇头。这时候妻扔过来一本金庸，或者古龙，琼瑶，郭敬明。妻过去教过小学，教一年级的学生做同步练、AB卷，后来调入一所高中管图书。学校少有的“开明”，图书馆、阅览室全天候向学生开放，妻白天基本上没时间看，却每天带回家一本，不加选择，什么都看得津津有味。我以为只是消遗而已，有一天她说要去考大专了，闲书却照读。过了两年又去考本科，居然还发表了两篇论文。我这才发觉，相伴二十多年的妻，才是一个无功利的读书人。原来，读书人是不必把读书当作一回事的，读书时功利太强，人永远在“书”外。

当学生，亲人，身边的人成为读书人口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读书人，对了读书人是用不着用“真正”来修饰的，因为它不像某些名牌产品那样需要用“真正”来强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