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薪斋 沈坤林语文教学读书,反思,写作

在路上:沈坤林中学语文教学
行止
桐乡市南日中小学
桐乡屠甸中学
乡中小学代课
浙江平湖师范
桐乡南日中学
浙江杭州大学
桐乡乌镇中学
浙江教育学院
桐乡第一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
浙江教科院首届高级研修班
行头

桐乡市首届十佳青年教师
桐乡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桐乡市优秀教师
桐乡市第四届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桐乡高中教学大比武一等奖获得者
嘉兴“优质课”“双高课”奖获得者
嘉兴市优秀教师
嘉兴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嘉兴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
嘉兴市首批中小学名师
浙江省优秀教师

  每次看电影《凤凰琴》,说不出其中哪个情节触动了我,但看着看着,眼泪总是忍不住往下淌,直至腮边。女儿笑我太傻:老师说电视里的东西都是假的。女儿不明白,她不明白这电影总引领我进入一种特定的氛围:我的家乡或许没有这么穷,没有这样闭塞落后,但我从小就是在几位“土教师”影响下度过自己的小学阶段的。
  那几位“土教师”或者说“赤脚教师”给我的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让我看到了识字人,知道了世界上原来有识字很多的人,后来出去读书、读更多的书时才晓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原来是大文豪茅盾的故乡,自己还与他同姓,便平添了一份自豪,当然也读到了80年代初,《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关于茅盾故乡文盲多的说法,这对其时走上教育岗位的我多少是一种不是滋味的触动。二是让我明白原来读书还可以不用割羊草、不用下田干活,虽然那时读书时我照样在上学前先割一筐羊草、放学后还要割。“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当女儿学着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男女主持人播音的时候,我总是无端地想起那几位“土教师”,虽然到了我回乡做教师时,因为早已分田到户原来的那些“土教师”因为家里的缘故除了上课又脱下读书人的衣服下田了;但小时候的确是从这几位老师身上感受到做读书人的“优越”。
  在无书可读的时代爱上“读书”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而只要能真正读书,动机常常是无能为力的,田畈地里大人的骂人话,无须去学,对读书的兴趣也没有人来教诲,无形中都成了骨子里的东西。

《中学语文报》图文介绍

 记得当年在杭州大学,迷上了巴尔扎克,凡是书库里借得到的作品,一部一部地搬到寝室,后来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因有幸聆听吴熊和老师“空手”(不带任何讲议)讲李白而又爱上李白,因李白又及杜甫。虽近而立之年,却似求知旺盛的十七八少年,正如出生在饥饿的60年代见到食物总有小康时代人们无法理解的贪婪,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只看过一本没有封面后来才晓得是《青春之歌》的我,总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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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买书不言愁”的中学学子对书的冷漠,常常不免慨叹,不只是慨叹而已,因为读了些书的我还是能较清楚地明白自己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于是便有了关于阅读引导的一系列思考:当今学生阅读的兴趣点在哪里?学生自主阅读的动力从哪里来?厚厚的《语文读本》为什么少有学生去翻?能否在阅读方面给学生创造点“饥饿感”?乃至于从终身发展的角度,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修养”。《阅读与发展》的出版,相关课题的获奖,多篇论文的发表,说不上有多大的创新,却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从狭义的不用做农民的“读书”到更广泛意义的读书,更多地与个人的经历、生活体验有关。而我与中学语文教学结缘,却是“先结婚后恋爱”。跟许多在农村学校读书的孩子一样,跳农门,考学校,更多地靠自己“数学”之类学科的成绩,“语文”成绩总是平平;而语文成绩平平,有过数学、物理、生物等代课历史的我,考上师范却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

  当人们试图寻找自己之所以变成现实自我的根由时,总不免回望自己的过去。细究起来,爱上中学语文教学并在这块园地里有所探索,有几位老师影响不小,虽然他们或许只是无心插柳。

  师范里教现代文学与写作的张国华老师夸我作文里“我走在深巷似的机耕路上”一句中的“深巷似的”用得好,且花了课堂好几分钟来分析,这对在写作方面从未得到过一丁点表扬的我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鼓励。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总觉得张老师来上课,一堂课怎么过得那么快。浙江教育学院沈济萱老师说我的作文运用了托尔斯泰的“心理辩证法”,于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又搬来了,这回不只是看情节,更多地有了些琢磨。而给我上语文讲台直接带来鼓励的是师范里的班主任武珍老师,一位文革前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当时她儿子读初二,班上的语文老师不知什么缘故请假,便叫我们几位在读的师范生去代课,武老师也叫了我,课后她特地把我叫去说,开始她很替我担心,后来她儿子说我上得很好。人这个东西很怪,有时候再大的事情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别人看来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却会永远铭记在心,常常地影响着你的生活,且一有机会就会像祥林嫂那样向人说起。当然,我不是祥林嫂,我不麻木,忆起几位老师的鼓励,常常不免反思自己的教学,并且常常想,随着学生课业负担日渐沉重,中学语文教学在夹缝里挣扎,语文教师占领阵地的最后一招是什么?不是显示自己的知识,更多的应是心的沟通,于是“师生隐性对抗问题”“心理关注”“时间关注”等方面的探索,给我的语文教学带来了生机。改变传统作业模式,抵拒应试操练,集观察、阅读、思考与写作为一体的“初中每日200字”“高中每日思考”受到学生认可。调动了学生也解放了自己。当我同时担任初三两个班语文、初一一个班语文,兼任初三两个班班主任(一个班还是不上课的“摇控”)的情况下,我还有时间去读书,去写《初中作文三部曲》之类的东西。学生中考成绩居然居桐乡第一,且比第二名平均分高出许多。当我担任校教科室专职主任(正常工作量是一个班)兼任高中三个班语文的时候,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嘉兴市联考中居重点中学第二,虽然这些学生进校时中考成绩在桐乡是属于二、三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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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去谈学生的分数或许有点不合时宜,但从一个一线教师的角度看,当看着自己任教的两个班学生全部上了本科线(且上“三本”的人只是个位数)的时候,当自己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中国校园文学》等发表习作的时候,“谈分数”或许便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看你怎么“谈”,“谈”什么样的分数,我想学生有了真正的素质,你不“谈”,学生的成绩也不会差的。当升入大学的同学一如既往地唤我“坤哥”,还在网上通讯录中建了个“坤哥崇拜会”的时候,我想,我与教学,我与中学语文教学,总算沾了点边。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教师眼中有人的教学不应视作是可贵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常识,虽然这常识的体验可能要花教师一生的努力,我有幸得到几位恩师的熏陶;而学生眼中有教师,记得老师,虽不应作为教师刻意追求的目标,但无论如何,学生心中有教师,对于教师而言,更是一种动力的源泉。

  曾在全校教师会上说过一个被看作笑话的事:我在读师范时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姑娘,使得这姑娘成为自己的妻子。那是一篇一生中写得最出色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出这样的“文章”?主要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那位姑娘,坐在教室里听课,脑子里在想她,晚上睡觉闭上眼睛,眼前还是她,好不容易迷糊一下,梦中又是她的身影。比之近几年自己写的一百多篇“大作”,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脑子里有东西才是最主要的,有东西才会思考,有思考才能有尝试,有尝试才能有思想的火花,执着地追求探索,形诸文字是自然的事。自订的几十种(最多时有56种)报纸杂志,成了丰富脑子的“东西”;每次从杭州等旧书店搬回的“旧书”成了脑子里的“东西”;只要有人开课,总免不了带上二三徒弟去听,曾有老师戏言“你看看听课的像你这样年纪的有几个”(真老了?),还有在暑假里冒着30多度高温在南京军区没空调的礼堂里坐在窗台上(人太多,没地方坐)一连听十六节课的经历。脑子里总想着这些所得,反思自我,不信就没有东西写出来,中学教师嘛,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教学感想,教学随笔,写总比不写好。当坐在浙江省青语会讲席上介绍自己的一等奖论文时,当在嘉兴市教育学会年会宣讲自己一等奖论文时,我感到自豪的是,从我嘴里说出的,是经过我大脑的东西,是因为自己开始学习用大脑、用心去教学,而不仅仅用嗓子去上课,不仅仅用手去批ABCD。
  想想当初为了写论文而坐在被窝里冥思苦索地“挤”、作业多多的女儿还不时来问我“孵出来没有”的时候,我又自得于自己给自己的那句“格言”,也即大白话——和学生一起学习!
  和学生一起学习——不只是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不只是应对现实中少不了的尴尬,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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